《圍城》是錢鐘書所著的長篇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被譽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寫抗戰初期知識分子的群相。、

相關問題

1、內容簡介

2、人物介紹

3、作品鑒賞

4、作品評價

5、后世影響

6、作者簡介

圍城故事發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鴻漸是個從中國南方鄉紳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壓力與同鄉周家女子訂親。但在其上大學期間，周氏患病早亡。準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寫的唁電感動，資助他出國求學。

方鴻漸在歐洲游學期間，不理學業。為了給家人一個交待，方于畢業前購買了虛構的“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并隨海外學成的學生回國。在船上與留學生鮑小姐相識并熱戀，但被鮑小姐欺騙感情。同時也遇見了大學同學蘇文紈。

到達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親周先生開辦的銀行任職。此時，方獲得了同學蘇文紈的青睞，又與蘇的表妹唐曉芙一見鐘情，整日周旋于蘇、唐二人之間，期間并結識了追求蘇文紈的趙辛楣。方最終與蘇、唐二人感情終結，蘇嫁與詩人曹元朗，而趙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敵，從此與方惺惺相惜。方鴻漸逐漸與周家不和。

抗戰開始，方家逃難至上海的租界。在趙辛楣的引薦下，與趙辛楣、孫柔嘉、顧爾謙、李梅亭幾人同赴位于內地的三閭大學任教。由于方鴻漸性格等方面的弱點，陷入了復雜的人際糾紛當中。后與孫柔嘉訂婚，并離開三閭大學回到上海。在趙辛楣的幫助下，方鴻漸在一家報館任職，與孫柔嘉結婚。

婚后，方鴻漸夫婦與方家、孫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鴻漸辭職并與孫柔嘉吵翻，逐漸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在寫《人·獸·鬼》的時候，錢鐘書似乎還是著迷于諷刺嘲笑，著迷于妙語連珠，著迷于意蘊題旨，人物形象卻都還模模糊糊。而《圍城》則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朗、高松年、周經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幾筆卻給人深刻印象的漫畫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視的是方鴻漸和孫柔嘉這兩個獨特的人物。

方鴻漸

方鴻漸是個被動的、無能的、意志不堅定的、經不住誘惑的人，更是一個失敗的人，他的失敗是因為他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也因為他還不算是個卑鄙的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有時候還想保持一點做人的尊嚴。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尷尬的。很多學者把他與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聯系起來，但“多余人”的悲劇在于思想上開始覺醒而缺乏行動的勇氣和歷史條件，而“圍城人”的悲劇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會給人以時代的前衛和英雄的感覺，而“圍城人”卻跟我們一樣，作為普通人徒勞于找尋解脫或依附。

就像一無用處的賈寶玉是《紅樓夢》中幾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樣，方鴻漸也是《圍城》中最好的人——或許除掉唐曉芙。在整部小說里，只有一個唐曉芙，是純潔而可愛的。這是因為她對方鴻漸來說，還是虛無縹緲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個幻象。而但凡有真實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瑣的、虛榮的、卑鄙的。方鴻漸優于里面的每一個人。我們知道，亂世是英雄或梟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敗的。所以，既不作惡也無英雄氣概、既與世無爭又于事無補的方鴻漸，是注定要失敗的。方鴻漸的悲劇是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結果和對比。[1]

孫柔嘉

《圍城》人物譜里更有獨特意義的是孫柔嘉。這個怯生生的小女生，這個似乎沒有什么主見的小女生，這個小鳥依人地交付方鴻漸照顧的小女生，卻是個最工于心計的人。這種既柔又嘉、卻暗自陰柔而且柔能克剛的人，就像一個甜蜜的圈套，卻掌控著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運，也掌控著方鴻漸的婚姻、生活和命運。這是一個極具中國文化內涵的人物形象，中國道家文化中的所謂“陰柔”，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所謂“權謀”，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錢鐘書之前，甚至之后，似乎還沒有人寫出來過。但她不是一個文化符號，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復雜性的人，當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運，卻又似乎全都失控了，這個轉折表達了另一個層面的“圍城”困境，也使我們無法用三言兩語來概括這個人，就像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說不盡的一樣，她也是說不盡的。

蘇文紈

蘇文紈之名可引謝惠連的《雪賦》：“憑云升降，從風飄零，素因孤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此詩正注釋蘇文紈在小說中的際遇，空有蘇小妹才名及法國博士帽，卻淪落到先與方鴻漸諸人玩愛情與智力的雙重游戲，待理想破碎，容顏漸老時草草下嫁，及至為人婦時，又誘惑趙辛媚與之發生私情，演繹了一出人生鬧劇。她工于心計，喜歡男人簇擁在自己周圍，男人之間越是嫉妒吃醋，她越能欣賞玩味并從中得到所謂的愛情的滿足。偽潔與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注定是媚俗的。

唐曉芙

唐曉芙之名，大約來自《楚辭·九歌》。詩中“湘君”一節唱到：“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曉芙純真天然，恰似“出水芙蓉”，她與方鴻漸同屬理想青年，是方的最愛。但她偏執于女性徹底解放，竟要求“占領愛人整個生命”，方鴻漸也窺破她“不化妝便是心中沒有男人”的私心偏見，于是兩人誤會不斷、喜悲更迭，方鴻漸最終不能隨他心愿。可憐一對進步戀人，雙雙為理想所眈。唐曉芙縱是滿腹詩書也枉然，到頭來連婚姻都虛無縹緲。

語言風格

《圍城》一書是錢鐘書“錙銖積累”而寫成的，小說沒有明確的故事線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瑣碎的見識和經歷”拼湊”成的瑣碎的情節。就一般而言，情節瑣碎的書必然要有絕佳的言語表達才能成為一本成功的作品。錢鐘書的《圍城》果真是把語言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因此，讀《圍城》不能像讀一般小說那樣只注重情節而忽視語言了，如果那樣的話(忽略其言語)，《圍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圍城》里

面的精言妙語是這部小說的最成功之處，也是最值得賞析的地方。[2]

善用比喻

《圍城》中的妙喻有三種，一是真實的寫景寫事物的形象比喻，讀來令人舒暢，感覺恰到好處。二是抽象的思維和感覺運用具體的物象來比喻，或者反行之，讀來讓人覺得新奇，玄妙。第三種是利用喻體和本體在價值等級上的強烈反差邏輯性，達到對對象的嘲諷貶抑，使作品更顯詼諧、幽默。

開篇一段中“夜仿佛紙浸了油，變成半透明體，它給太陽擁抱住了，分不出身來，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所以夕陽晚霞隱褪后的夜色也帶著酡紅。”這一句話比喻與擬人混用了，整體流暢自然而不帶任何矯飾，這是第一種比喻，書中很是常見，又如五人赴三閭途中描寫“這雨愈下愈老成，水點貫串作絲，河面上像出了痘，無數麻瘢似的水渦，隨生隨滅息息不停，到雨線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長毛。”“老成”用在雨上，可謂唯錢先生一人，用得好!雨絲密說水面上在“長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卻又恰到好處!

更常見的是第二種比喻，也是全書中的亮點。方鴻漸留洋歸來，“衣錦還鄉”頗為驚動了家鄉那個小小的縣城，先是報上登出新聞，繼則應邀回母校作關于“西洋文化在中國歷史上之影響及其檢討”的學術報告。在縣省立中學作演講時，鴻漸說只有鴉片和梅毒在中國社會里長存不滅，使記錄的女生“漲紅臉停筆不寫，仿佛聽了鴻漸的最后一句，處女的耳朵已經當眾喪失貞操”。耳朵失去貞操是因為耳朵進了污穢之言，這種換位的應用錢先生可謂爐火純青。

上述這個例子，變抽象為具體，采用了以虛為實的手法。書上還有一些語句變具體為抽象，將具體的感覺用抽象的物象來比喻。例如第一章中“孩子不足兩歲，塌鼻子，眼睛兩條斜縫，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將眉眼間的距離比作離得遠了害相思病，真是妙極。

第三種比喻具有強烈的諷刺效果，關鍵在于他所用的喻體。喻體和本體間強烈的反差所形成的效果，實在令人嘆服。作者在嘲諷李梅亭時說他“臉上少了那副黑眼鏡，兩只大眼睛像剝掉殼的煮熟雞蛋”。眼睛與雞蛋，本無聯系，作者想常人所不能想，運用夸張的手法，貶諷了李梅亭，讓讀者對之產生厭惡之情。又挖苦他“本來像冬蟄的冷血動物，給顧先生當眾恭維的春氣入耳，蠕蠕欲活”，更突出了李梅亭的性格特點。

錢鐘書在他的《舊文四篇》里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學語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輔相成的兩個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愈多愈大，則相同之處愈烘托，分得愈開，則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對比喻藝術的精深研究，加之高超的想象力，使他能夠在小說中形成眾多脫口而出的比喻。

心理描寫

錢鐘書在《〈宋詩選注〉序》中說，文學作品應該“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

而《圍城》就是他的理論的最好實踐。大部分成功的文學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寫，但錢鐘書的心理描寫與眾不同，關鍵就在“曲傳”“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節曲傳心理，并且調動一切表面看來無助或破壞那中心情景的瑣屑細節。如結尾一章，方鴻漸與孫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釋柔嘉的怨氣，柔嘉剛才正向姑媽講鴻漸的不是，害怕已被鴻漸偷聽到，方鴻漸其實并沒聽到，只得擺空城計：“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說。”結果柔嘉心虛之下，說“本來不是說給你聽的，誰教你偷聽?”這就無異承認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鴻漸，結果正準備向妻子低頭的方鴻漸和一心想給丈夫找個好工作的孫柔嘉竟然越吵越厲害，終于走向“不離而散”，不歡而散。第二個常用方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妙喻來曲傳人物的心理，如趙辛楣與方鴻漸初次見面，趙“傲兀地把他從頭到腳看一下，好像鴻漸是頁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充分傳達了趙對情敵方鴻漸的故作姿態的輕視，因為一來趙因為追求蘇小姐而確實在乎方，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一來因為他知道方得了個克萊登假博士還在報紙上登廣告，確實看不起他。接下來“他的表情就仿佛鴻漸化為稀淡的空氣，眼睛里沒有這人。……鴻漸真要覺得自己子虛烏有，像五更雞啼時的鬼影，或道家‘視之不見，摶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顯示了錢鐘書的一大特點：博喻。我把博喻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在全書廣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來定義，即一個接一個的比喻紛至沓來，形容同一個事物。錢鐘書的博喻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時時與心理刻劃結合在一起，并且帶有深厚的學養，充滿了機智，如上舉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來形容一種心理感受。而機智與好辯及博喻結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現在方鴻漸為自己做錯的事辯護時，如他寫給唐曉芙、蘇小姐的信等。舉一個最簡單而微型的例子，趙辛楣稱方鴻漸為“同情兄”，因為同一個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個地方學習叫同學，而同一個情人，則叫同情。

《圍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現實、典型，心理描寫的逼真、傳神以至于讀者們心靈感應;批判人性與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內涵深刻。這些多得益于獨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點車燈的一節“連劃了幾根火柴，只點的心里的火直冒”(憑記憶，與原文或有個別字錯，下同);又如墳后的那扇門“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等等。諸如此類，妙語連珠，深入腦海，不僅記住這些佳句，更記住了這些佳句所敘述的人、事，以及這些人、事背后的深刻而廣袤的隱喻。

作品主題

《圍城》包含著深厚的思想意蘊。一是社會批判層面。作品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人生歷程，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國政時弊和眾生相進行了抨擊，包括對上海洋化商埠的腐敗墮落、對內地農村的落后閉塞，對教育界、知識界的腐敗現象的譏諷。二是文化批判的層面。這一點，主要是通過對“新儒林”的描寫和對一批歸國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來實現的。《圍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癥，但骨子里還是傳統文化起主導作用。方鴻漸是“新儒林”中尚有正義感的人物，他的出國留洋，目的是“光耀門楣”，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劇的結局，正是傳統文化所致。李梅亭、韓學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瑣、無聊、虛榮、爭斗等劣根性，也是傳統文化影響的產物。封建遺老方遯翁不用說了，就是于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在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舊式女性的面孔。作品通過這些人物病態性格的剖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個層面則是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層次，諸如對人的基本生存處境和人生的根本意義的探討，對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際間的基本關系的探討。錢鐘書夫人楊絳在電視連續劇《圍城》片頭上寫道：“《圍城》的主要內涵是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說中也多次點明了”圍城“的含義。它告訴人們，人生處處是“圍城”，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存在著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圍城中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整個現代文明的危機和現代人生的困境這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多層意蘊

一方面，作者在小說中刻畫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游離于當時的抗日烽火之外，雖然都是留學歸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們沒有遠大的理想，又缺乏同傳統勢力和思想斗爭的勇氣，結果甚至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鴻漸、“冷若冰霜、艷若桃李”的蘇文紈、庸俗貪財的學術騙子李梅亭、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等……作者以機智的幽默和溫情的諷刺，剖析了這群人的個性與道德上的弱點，揭示了他們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評論《圍城》是“現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過對方鴻漸經歷的敘述，傳達出自己對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這層意蘊，需要首先了解“圍城”的含義。作品在人物的對話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說英國有句古話：“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蘇文紈說：“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第五章中，方鴻漸說：“我還記得那一次褚慎明還是蘇小姐講的什么‘圍城’。我近來對人生萬事，有這個感想。譬如我當初很希望到三閭大學去，所以接了聘書，近來愈想愈乏味，這時候自恨沒有勇氣原船退回上海。我經過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會結婚，不過我想你真娶了蘇小姐，滋味也不過爾爾。狗為著追求水里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愿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悵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

從婚姻是“圍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圍城”。方鴻漸不斷渴望沖出“圍城”，卻又不得不進入另一個“圍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對，老是與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馳：他不想結婚，但父親卻塞給他一個老婆，卻也因“禍”得福，有機會出國留學;他不想得什么學位，在父親和岳父的催促下，才買了一個假文憑充數;他不愛對自己一片癡情的蘇文紈，愛上了溫柔伶俐的唐曉芙，眼看就成了，卻因為誤會分了手;到了三閭大學，他不愿意在履歷表上填上假學歷，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卻受到同樣是“克萊登大學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韓學愈的排擠;他害怕自己愛上孫小姐，卻糊里糊涂地答應了孫小姐的婚事……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無法溝通的小說”;也有人認為闡釋了生活是荒謬的這一哲學命題;還有人把人物的命運和現實的斗爭生活結合起來，認為這種荒謬性是由于他們精神上的圍城造成的，只有面對廣闊的生活，才能擺脫各種圍城的束縛。每一種理解都有道理，這也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小說所寫的人物和事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十分隔膜，與時代結合并不緊密，我們不可能像別的小說那樣通過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說的主題。雖然有評論者認為小說一上來就點明了時間──1937年，結尾也說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因此描寫三閭大學的明爭暗斗、官場的腐朽墮落，“展示了抗日戰爭的復雜性”。這可以看作一種解讀，但是有強為之說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他并沒有刻意突出時代性，閱讀的時候，可以直接進入文本閱讀，切忌把對小說的理解往政治和時代上靠。

《圍城》是一部學人小說，他的語言體現了錢鐘書作為學者的一面，雖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賣弄才情，但總體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悶，因為許多話語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知識含量，時常散發出機智的鋒芒，不斷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這一切都可以給我們的寫作以有益的借鑒。

作品思想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鐘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鐘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后，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

這里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面包店，廚窗里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只著名的祖傳老鐘，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鐘，每小時“只慢7分鐘”的“很準”的鐘，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鐘頭的鐘：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第359頁)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鐘書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于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諷刺藝術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是因為錢鐘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致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于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錢鐘書個體的原因。[3]

先說個體的原因。錢鐘書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同時，他也是最純粹的學者，對學問懷著最深摯的虔誠，在學術上他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的虛偽和取巧。在這種目光注視下，一般的所謂“學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難了。比如他經常諷刺學者抄卡片，《圍城》中的頭號小丑李梅亭就有一個鐵皮卡片箱。其實一個教書匠肯花力氣抄卡片已經是頗為值得表揚的了，但在錢鐘書看來，讀書而沒裝在腦子里融會貫通，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圍城》中的文化諷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沖突、碰撞的歷史平臺，而這正是錢鐘書的著力點之一。一是以現代文化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鴻漸的父親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薦的線裝書中“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之類。二是嘲諷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制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兩方補丁，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愛利惡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盤姘伴》詩，又如買辦張先生式的洋涇濱。三是探討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誕，如方鴻漸在家鄉中學演講時所說的，“海通幾百年來，只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里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閭大學中的“導師制”。

但《圍城》中的諷刺更多的是基于對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鴻漸著名的克萊登大學假博士，集中體現了人性中的欺詐、虛榮、軟弱、對環境的無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陸子瀟以國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贈書給自己等等，舉不勝舉。讀者捫心自問，做過這些事的似乎不止這些人，有時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們在阿Q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樣。

在讀《圍城》的時候，你會笑，會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著擔心是否忘記了笑，你只是忘記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來表示，所以發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詳見《說笑·錢鐘書》)——所以是會心的笑，不夠，還要臉紅的笑，笑書上的人，笑身邊的人，也在笑自己。

《圍城》并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題和象征是多層次的。

《圍城》的象征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局限于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鐘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于人生各個層次的。后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并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鐘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征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里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鐘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但錢鐘書并不是要簡單地演繹這個比喻，他還要下一轉語，不時地消除“圍城”的象征。錢鐘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后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錢鐘書在《談藝錄》中批評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圍城卻始終不得其門;蘇文紈曾經以為已經進入了方鴻漸的圍城，其實進入卻等于是在外面，而當她與曹元朗結婚并過上真正的市儈生活時——那種生活在錢鐘書看來是絕對應該逃離的，她卻安之若素;她曾經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化的圍城，但她只有在成為發國難財的官倒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用槍逼著她也不愿意出來的。方鴻漸并不想進入孫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進去了;結婚后，他也有想沖出來的沖動，但他是個被動的人，不敢行動，也不會行動。從表面上看，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經歷與“圍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實際上，方鴻漸之所以無法在三閭大學如魚得水，是因為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分子操守，或者說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處厚，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來么?

1990年黃蜀芹導演10集電視連續劇《圍城》，并有改編的《圍城》32集廣播連續劇。

《圍城之后》出自魯兆明的續貂之作，1992年7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延續了《圍城》的悲劇色彩，由于風格力求模仿錢鐘書，一段時間曾出現大量冠以錢著的盜版，竟令一些讀者以為錢鐘書晚年續寫《圍城》。盡管多認為此書文學造詣不及《圍城》，而且由于盜版猖獗，作者魯兆明也并未因這部作品得名，但這部作品也算可圈可點，不是沒有可讀之處，甚至還像《圍城》一樣給出了一個開放性的小說結局。出版《圍城之后》的春風文藝出版社由于侵權向錢鐘書道歉并支付賠償。

《圍城大結局》出自魏人的續狗尾之作，1993年3月由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是對《圍城之后》的續寫，半年就付梓可見作者魏人頗勤于筆耕，不過出版社和作者也因此獲訟于錢鐘書。

在中國大陸，很多人是借電視劇和廣播劇的播出才了解了錢鐘書和《圍城》這部小說的。《圍城》續作頻現，盡管一時興訟，也都能算是一段文壇佳話。兩部續作，也因此被好事者列為“錢學”研究書目。

錢鐘書(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鐘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江蘇無錫人，育有一女錢瑗(1937年-1997年)，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曾為《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翻譯小組成員，晚年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其父是著名國學家錢基博，在父親的影響和督導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其后就讀于蘇州桃塢中學和無錫輔仁中學。書評家夏志清先生認為小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錢鐘書在文學，國學，比較文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錢學”。